闪电侠第八季

整部电影的人物关系全部都莫名其妙，没有一个能解释通的，李善德的老婆每次都打他耳光，李善德还爱上了他老婆的耳光，这是要宣传什么？

李善德和苏谅更加莫名其妙了，啥都没经历，李善德甚至可以说背叛了苏谅，但是苏谅最后还来救他，这不是过于理想化了吗？

作为一部讽刺黑暗官场的剧，这不是很站不住脚吗？

李善德和侗族姑娘也是莫名其妙，小僮为什么突然就愿意帮他了？

比如说小僮在做实验的时候为什么会同意砍树？

作为一个养荔枝的人，怎么可能同意砍树？

我们养花都舍不得把花摘下来啊！

如果没有这些关键人物的帮忙，李善德如何做出转运荔枝的方案？

尤其是苏谅，这是男二的位置，却交代得这么不清不楚，不能用电影时长不够来带过吧？

如果电影时长不够就可以连最主要的配角都不用交代清楚，那电影好坏的底线在哪里呢？

整部电影人物关系莫名其妙，情节故意讨好，比如说打耳光，故意设置这样的情节来逗笑观众，还有一些其他的情节也是，想故意加一些搞笑的成分，结果不伦不类。

导演可能还想延续年会不能停那种搞笑+讽刺，结果这种严肃的古装剧和马伯庸那种严苛的细节控根本不适合，就像高考时穿旗袍的爸爸们一样又滑稽又不合时宜，既侮辱了旗袍又折损了男性的风采。

看完影版《长安的荔枝》，作为原著党是满意的。

飞快的节奏、浓缩的叙事结构，避免了注水问题，还原了小说中“一事贯穿”的紧张感。

且相较于做实验的智力博弈，更浓墨重彩放大的是原著后半段，职场里踢皮球、走流程等现实问题，时代大背景下权势对底层的碾压，这些都下了十足的力道。

批判上没有任何规避，全程直面本质，非常辛辣，非常得劲儿。

差不多演到半小时，当大鹏、白客、庄达菲三人组凑合到一起时，我就回过味了：这不就是《年会不能停！

》三人组的配置吗？

原来大鹏改编《长安的荔枝》的契机和适配度，在这里搁着。

这电影简直可以又名《荔枝不能坏！

》，那些打工人的生存痛点、日常的吐槽控诉，在这两部电影里形成了跨时代的呼应。

实际上，马伯庸笔下的这个故事，在这三年间到了近乎“家喻户晓”的程度，以至于写评论，都不用太费心介绍剧情。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短短一句诗，背后是5000里“冷链”的荔枝远征。

唐天宝年间，人到中年的李善德，被上司安排接下“荔枝使”的肥差。

结果“荔枝煎”变“荔枝鲜”，一字之差，性质天壤之别，肥差转眼变成催命符。

而接下去的事，走出了最不可思议的发展路线——起初，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接着是官场众生相，以及全国接力接荔、酣畅淋漓的极限挑战。

最终则是盛世之下的溃烂，是深入骨髓的悲凉与刺骨的现实，是人生大起大落后幸免于难的五味杂陈。

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人是李善德、阿僮甚至林邑奴，表面上有阶层差异，实际上都是没得选择。

也有人是职场老油条，上至杨国忠、鱼朝恩，下至赵辛民、刘署令。

但无论是谁，最后都拗不过时代与命运的力量。

下面逐一和大家聊聊，电影里那些值得细品的细节与台词。

·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打工人最害怕的事，无外乎是有个脑子里天马行空的大老板。

为什么怕？

因为上面一句话，下面跑断腿，甚至一不小心就会丢命。

大家都习惯了用“行活”去维护体系运转，去保持自己向上汇报的体面，根本应付不了这种布满天坑和想象力的活儿。

就像正职把难做的活推给外包，创意成了就是自己的，不成那就找个老实人坑，甩锅给他，无论如何都对上面有了交代。

李善德俸禄低微，却进了这么庞大的送死局。

原因就在于，他虽身处体制内，但地位实际上是个被排挤的编外人员。

但后续发展却出乎意料。

人的意志能胜天，在李善德身上给具象化了。

在长安蹉跎小半生，他一直都没用上自己的才华，和其他人一样做“行活”。

直到前路是死，放手一搏，他才走出“试试”的一步，勘察路线、精算里程、测试保鲜，算出哪段路骑行、哪段路水运，人员调配换马的速率策略，荔枝从干到枝再到果的分装策略。

把创造力拉满后，他发现只要执行力也拉到最满，沿路驿站都做好接力，就能跨过这道天降的绝境。

没有他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斗志，没有他对妻子与女儿的爱，没有他走出“行活”的一举，岭南的鲜荔枝送不到长安。

大鹏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演这样的人，从《缝纫机》《保你平安》《年会》到这部，认真努力、内心理想主义、偶尔圆滑、绝不放弃。

他真的演出了我心目中的李善德，特别是后段被拽入艰险困境时，整个人的状态，与书中别无二致。

· “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

”“流程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

”小时候总被父母PUA，成绩好没用，14亿人不缺你一个，你要把脑子放在别的事上。

“别的事”，就是所谓的“花花轿子”。

李善德算出方案、回了长安，却从管预算的户部，踢到负责发诏书的中书门下，再踢到太府寺、礼部、工部……踢完直接下了狱。

为什么职场上一心想着踏实做事的人，往往最先被干掉？

这很能说明原因了。

只是一两次没注意，李善德就陷入万劫不复。

你出头了，别人怎么办？

别人的脸往哪搁？

职场不是单靠能力与本事就能立足。

踢皮球甚至都算客气的，更害怕的是遭人暗算，反手举报，前途尽毁。

直至右相出场，他背后有了“靠山”，众人开始站队，一切才有了结果。

各部门站队前，他疲于奔波，是因为流程于打工人而言，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

可那些他去求的人呢？

他们完全凌驾于流程之上，想怎么拖就怎么拖，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流程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束缚下面人的枷锁。

直到更上面的人，用魔法打败魔法，他们才反向进入李善德的流程里。

不平等与潜规则，向来如此。

流程和规矩，不过是弱者用来约束自己、强者用来操控局势的工具罢了。

要在复杂的环境中隐藏锋芒，要在利益分配时感谢所有人，懂得平衡。

只有让周围的人都获益，才能让事情顺利推进。

这些职场的厚黑学，李善德内心曾经不屑，但现实教会他不得不“从善如流”。

大家也迅速换了副嘴脸，让他尝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受人尊重的滋味。

电影最好的一点就是，拍出了李善德的坚持，也拍出了他转变后心中的那点窃喜，太真实了。

· “为求安全就会层层加码。

”“荔枝与国家，不知右相心中到底如何权衡？

”在大银幕上看到砍荔枝园这段戏，依然会被气到上头。

太可笑了，一个不合理的KPI是如何制定出来的？

无非是上面要求三十丛，可到下面执行时，为保证任务能超额完成、万无一失，便毫无节制地 “加码”，直接将整座荔枝园砍掉。

大家平时工作时，肯定经常听到一个词：“取上得中”。

为了一个漂亮的结果，必须设置不合理的目标。

这何其荒谬，何其残忍。

看似是在积极办事、为上头着想，实则是只想着自身仕途，丝毫不顾及底层人的生计。

一棵棵果农的心血被毁于一旦，沿路驿站的百姓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也被无情摧毁。

他们的绝望与无助，全都被那些要求层层加码的人所忽视。

李善德的“掀桌”，是整部电影最酣畅淋漓又令人心碎的高光部分。

他本可就此揽下送荔枝的活，每年辛苦一个月，就此平步青云。

但他却选择直面杨国忠，撕破“不劳一文”的弥天大谎——“天下钱粮皆有定数，不支于国库，不取于内帑，从何而来？

只能从黄草驿馆、荔园榨取，从沿途附户身上征派。

”他比谁都清楚“掀桌”的代价，但他更无法忘记岭南朋友们的损失，还有这些天的沿途所见。

从百姓们身上刮取的两万贯荔枝钱，加上每驿垫付半年的三万六千多贯开支，结余的两万五千多贯尽入私囊。

而就算是不进右相的私囊呢？

这五万多贯，相当于190套首都的房子，相当于今天上亿甚至几个亿的钱财。

多少家破人亡，才换来一盘荔枝，值得吗？

· 它只是众多水果里的一种，甚至没被吃“无人知是荔枝来”，但知与不知，有何分别呢？

荔枝上桌后，贵妃本想吃一颗，却被安禄山的献舞打断，手缩了回去。

镜头渐渐拉远，原来荔枝也只占宴桌上的一小角，其他的水果、珍馐佳肴琳琅满目，其中不乏热带水果。

一个镜头，瞬间让我的脑子一激灵。

还有多少人，在做“芒果使”、“香蕉使”？

还有多少家庭，毁在这宴席之下？

还有多少像林邑奴这样的底层失声者累毙，尸骨无存，才换来这几秒钟欢愉？

我们用一整部电影的时间，站在李善德的角度看问题，代入他，看到他的不易，看到底层的血泪。

但却忘了，历史是统治者的角度去书写的，只有上位者才是看到最终结果的人。

而结果是，这趟奇迹般的荔枝转运，上位者也只是听个响。

无人问津的巨大反差，瞬间带来一种震撼的虚无感。

所有的汗水、鲜血，殒命的驿卒、被毁的果园，也轻飘飘地消散了。

· “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长安。

”“我叫李善德，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

”我特别喜欢电影的一个处理，就是结尾李善德知道安史之乱的烽烟吞噬了长安后，狂吃荔枝、嚎啕大哭。

这一刻，他没有先庆幸自己躲过一劫，而是哭到不能自已。

结合上面两句台词，立意瞬间拔高了一层。

为什么他的情绪那么大？

因为自己晃悠了半辈子，读书、为官，起初就像初入职场时的我们，意气风发，以为自己兢兢业业，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

到头来期望落空，一输再输，却依然带着不甘，触怒权贵，撕破对方的虚伪，因荔枝而“离职”也“离枝”。

结果只是短短一年，多少百姓陷入战争，朋友杜少陵又会过上多么痛苦的日子。

自己坚信了半生“落户长安、为民做官”的人生观，曾经的所有打拼，顷刻间化为乌有，白费了。

但真的全白费了吗？

此刻在岭南，有无条件爱他的妻子、女儿，还有内心归于安定的自己。

荔枝树下，李善德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不是一事功成，而是平凡人守护“小我”的坚韧与良知。

人生大起大落之后，选择放下与释怀，唯有脚踏实地的生活、劳作与情义，才是真实的依托。

荔枝易朽，人心难灭。

到底是被忽悠进去说是喜剧 啊啊啊啊啊 但是貌似有时代性错误，杜少陵青年时期，李白在儿童时代说长风破浪会有时？

（如有不对别喷我 只能解释在背诗 但后面长辈的赞扬是在？

给五分的原因是真的沉重，情节设置暂且不提。

如鹅毛飞散的几十年，一辈子就过去了。

如鲠在喉完全哭不出来，一家人团聚甚至成了奢求。

真是应了那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好像甜只甜了一瞬，苦却苦了很多年。

你说大傻子老李幸福吗，虽然有算数才能却不受重用，满腔热血却堪堪一介小官，置办房产还要借贷佛庙，但是在那无限接近的，开满桂花的明天，一切都是有盼头的。

说到桂花，树的意向很多，木棉，朴素的名字，却有艳红大体量的花，白头的赤子从客乡赶回有妻女的“客乡”，木棉遍地。

寄托着父母传承的荔枝树，被逐棵砍掉真的很可惜，想到之前外公辛苦了半辈子培养的园子拆迁没了，因为总是觉得可以拖，可以等，等到一年的桃子熟了，也没有去找讨树的谈个好价钱，一个煮碗面都要向外婆寻求夸奖的人，将高过房檐的黄杨草草交与别人，扛着自己亲手种的树移到车上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最终也没有等到那年的桃子成熟，园子没了。

影片自认为最好的一段感觉就是从老李抵达长安开始的。

从未想过，一生被冠以沉郁底色的杜甫也能有如此豪情之时，长镜头推远几颗荔枝被抬上，没有出现杨贵妃的整张脸，一个红妆的嘴角，一只精致的巧手，抵在荔枝上，又轻轻放下，我个人认为这里缺掉的一个是被杨国忠吃的，祸国的妖妃从来是为无能的统治者专门定制的华丽遮羞布，但是正因艳丽，你的所作所为更无处遁形。

250716 / 本身可以很精彩的故事，经大鹏的审丑，又成了令人安心的一坨。

朋友侠分食进口酒，海量的现代尬梗，直白台词的填鸭式剧情解说，少看二十分钟都不带看不懂的，大鹏你是懂击穿下沉市场的。

镜头嘛：动作是割裂的，台词却无时间差；闲着没事就从侧后方拍人腮帮子，是老戏骨秀演技新方式吗；鱼眼效果滥用，动不动加速，帧率低成ppt了镜头还要高速移动，配上那土嗨rap你就摇吧，比隔壁F1都狂。

音效吧，那叫一个大事小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踹人、砍树、脚步、击鼓、号角、马倒了、人倒了、饭碗倒了、李子倒了，哎哟音效最高规格——顶上！

噔噔咚咚噼里啪啦乒铃哐啷，bgm还跟红色晚会似的，大鹏从悬崖爬上来我都以为要去堵炮口了。

同样是悬崖，一文职、一马、一傻子，看人玩得多惊险刺激，隔壁侏罗纪特种兵速来偷师啊。

大鹏，台词那叫一个和缓，脸色那叫一个卑微，全程的处理不带变的，一路上又是滋血又是抹泪又是甲缝藏老泥，配合蜡黄圆脸旁那两撮鲶鱼须，谁看了不说他善啊苦啊。

这套演法23年你不都用过了，新招没憋出来就又来骗钱，快给朕端走。

最后，木棉花瓣还能这么飘啊，有冇搞错？

（抬头看眼自己ip）

整体完成度尚可。

与剧版相比，聚焦主线，节奏紧凑，但毛病不少。

一是，除了大鹏自己演的李善德，几乎所有角色都浮皮潦草。

何启光、赵辛民一线，除了给块牌子，没有对故事产生任何影响，林雪恶狠狠地射了个靶心，结果啥事也没发生，就蹭一下不进来。

连蹭都没蹭上的就是宋小宝、付航、刘旸和那帮莫名其妙的香蕉园的人物。

喜剧圈的一帮流量全来混个脸，大鹏的面子都给足了，但消耗了大量节奏，代价就是与关键人物苏谅、阿僮、林邑奴的三条线都是流水线，没有抓人的关键性发展。

尤其是苏谅这条线，他与李善德之间的权钱交易何以转化成可贵的友谊，缺可信的铺呈。

阿僮一线，李善德就干了半天农活，她就把所有荔枝保鲜之法全盘托出，李善德对转运之法的唯一贡献就是悟出来“运树干”，给人感觉运荔枝好像不是很难。

二是，正因为前期转运之法来得过于轻松，为了体现此事之难，必须增加很多戏剧冲突，就属于“没苦硬吃”。

典型的就是三场戏：一，林雪请吃饭，李善德刀架脖子上都不愿意去，这是啥情况？

就为了拍一场马戏一样的动作戏。

不然何启光和赵辛民真没啥戏份了。

二，八个驿站逃了人，戏肉放在苏谅带船救场。

不是，你李善德火急火燎地在山路上跑，你苏谅走水路都能救驾，那干嘛不直接走水路？

为了圆这个漏洞，苏谅貌似解释了一大通，但我很认真听了也没听明白。

林邑奴跑断腿传信，为何带回来的是苏谅？

只有一个解释，剧情安排。

三，鱼朝恩安排的最后伏击战，更是为了动作而动作，而且动作编排极其技拙。

其实是可以改的。

剧情得让鱼朝恩做个恶，这个我同意，但不要安排拙劣的伏击，可以安排那八个空空的驿站。

先前有场戏是右相榨取民脂民膏，驿站百姓苦不堪言，但没说要逃。

然后是鱼朝恩与右相矛盾爆发，改写这一场，鱼朝恩对下属说“荔枝不能运来了，再添把火”，再剪驿站百姓再被鱼朝恩势力压榨一道，由此权力之争转化为压垮百姓生计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驿站空了，成了转运之途中最大险情。

然后林邑奴跑死了，马儿也都跑死了，不妨碍李善德最后的“一骑红尘”。

三是，喜剧成色不佳。

确实大鹏身上的标签摘不掉，喜剧类型终究要混合进去，但勾兑得很生硬，也很低级。

本片的主旨是前后割裂的，前半场是“职场牛马”，后半场是“江山社稷”，喜剧元素质量不高，导致只能加在前半场，而且加得很浅薄——领导画大饼就拍个啃大饼，衙门踢皮球就拍个踢蹴鞠，这是小学一年级的“看图猜成语”，卓别林时代的喜剧技巧都要高明很多。

加上各种莫名奇妙的网络流行语的乱入，不断消解了前期李善德接下“死差”的绝望感。

一边是大号字幕写着“离庆典还有多少天”，一边是大鹏与白客挂满算命符行走街巷，这种油腻的安排相互冲突，让观众找不到合适的心情去期待后续的剧情。

四是，一些电影手法实在让人受不了。

大全景的航拍，中间非要来个加速，毕志飞点了赞；大鹏与白客挂满算命符并排行走街巷（没错我就要吐槽两次），陈思诚点了赞；然后是木棉花的特效，好家伙，都能铺满长安城了，这CG感，艾莎女王点了赞，我都想唱《SHOW YOURSELF》。

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拍这样剪，观众的审美已经越来越高了，别期望我们在这种镜头前鼓掌。

目前看，专业影评圈对大鹏一片赞誉。

看来大鹏人缘不错。

————————2025.7.20补充回应——————1.有友邻好心给我解释苏谅最后救场的剧情安排是怎么回事，统一谢谢。

也有人讽刺说我电影都没看明白还搞批评，我就笑了。

这一段的问题之关键，不在剧情内苏谅救场的合理性是否表达清楚，而是在剧情外苏谅救场这个设计是否合理。

到了最后运输这一段，对李善德来说，心理基调是凌冽严峻的，因为李善德此时生理上到达体能极限，心理上背负的是“众叛亲离”的债，时间紧迫，生死攸关，弦是紧绷的。

他是内心良善的小吏，此时负了苏谅，负了阿僮，这是戏的力量所在，所有剧情安排理应往加重他心理负能量的方向使劲。

在这个阶段，小说也好，剧版也好，苏谅都已经离开主线，因为提供负能量的功能已经完成。

但电影版的这时，苏谅犹如救世主一般出现，之前积累的那一点负面情绪消融了。

友谊万岁！

我原谅你了！

我要走自己的道！

你最终还是得靠我！

他越是慷慨激昂，越是在把情绪节奏往相反方向拉。

苏谅长篇累牍地解释一段，就是在找补。

电影节奏快，台词这东西，写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长长的一段，如果非要写得很长很绕，也必须是推动主要矛盾的关键信息（况且哪怕是这样都是很差劲的台本）。

但是苏谅这段又长又臭的台词，就是在为自己的出现找补，无关剧情，只是在补逻辑，为的就是这一段廉价的、错误的慷慨激昂。

2.我一般没兴致也没时间写长篇。

推动我写的动力，一般就是一种逆反——当市场营销往一个方向点火（不管是吹捧某作还是贬低某作），而我个人观影感受却与之相背离时，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睁眼说瞎话，就会写一篇长评论吐吐槽。

近年来，我吐槽国外电影的多，批评国内的少，呵护国内为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观众不配看到更好的国产电影。

我最愿意看到国产电影崛起，但应该是真正的崛起，而不是捧杀。

电影版《长安的荔枝》整体完成度是不错的，尤其我特别认可最后荔枝送上桌的这一段（这段确实拍得好）。

但上映之前，很多营销号都吹得太过了，调门起得太高，接不住。

这对电影圈不是好事。

大鹏身为导演，才华横溢，我说的电影里毛病，他不可能不知道，但还是这么拍，就是为了迎合制作方所理解的市场需求所做的妥协。

我希望这些批评不管有没有道理，能帮助国内电影人多一些创作上的坚持。

影市低迷，但不能捧杀，这个市场呼唤更好的电影，也值得更好的电影。

如果能多一点坚持，本片肯定能更上一层楼。

电影拍出来了，就会永远留在历史中，供后人评说。

编剧导演写着大鹏名字呢。

先看看它的创作思路。

情绪驱动而不是叙事驱动。

在李善德奔赴岭南一段，按常规编剧逻辑，创作者需要展开情节，来呈现路上的艰难，可能是讲如何与猛虎恶斗，也可能是讲和劫匪之间的某些交集。

然而观众看不到主角是如何从虎口逃脱的，替代的是在一首RAP之下，以极快的剪辑节奏，堆叠地形、劫匪、猛虎多个情境，把艰难作为一种情绪输出给观众。

这样做的后果，是弱化了观众以观看和思考的方式进行理解，等同于减少了观众的参与。

人物关系是功能关系，而非情感关系。

配角演员戏份零零散散，大多不是独立角色，只功能性地辅助建设主角弧光。

商业片群星参与影响了创作，以至于故事需要在主线里加太多波折。

它的后果是：为了加快节奏，电影没有更多时间来呈现配角情感的递进与变化，林邑奴、苏谅、阿僮和主角之间的信任的建立，便没有足够多铺垫。

故事一旦未能建立配角和主角之间的平等关系，重心便全部倾斜在了主角身上，主角则依赖于大鹏脸上的情绪表演，翻来覆去、模棱两可，不知道他笑什么，也不知道他哭什么。

这导致的结果是：大鹏的表演单场是准确的，但整体变化太少，影响了李善德纵深层次。

————对比大家都说及的年会无论演还是导，大鹏过往的电影都在采用这种创作思路。

除了他导演的电影之外，以观众最爱提的《年会不能停！

》为例，通过前两幕呈现打工牛马的残酷困境，试图以情绪引发观众的共鸣，到了第三幕，由于故事缺少细节羽翼，董事长带着青天的光环出场，被当作情绪的宣泄口，影片罗织的荒诞力量便犹如一幢危楼走向了坍塌。

其实，直面现实的是观众，与现实周旋的是观众，备受现实折磨的也是观众，《年会不能停！

》和《保你平安》这样的故事，打的是现实题材的招牌，观众识破它们的面具并不难。

不过，这种创作思路放在《长安的荔枝》有另一种情况。

其一，故事设定在唐朝，观众无法用当下的逻辑审视它，对现实的隐喻能强烈引发观众的联想解读。

其二，影片表面看起来是唐朝职场故事，若只把它理解为古装版“年会不能停！

”又不免偏颇，因为官场不同于职场，观众的观感也有参差。

————为何情绪没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职场元素被挪用在了唐朝：从一个煎字到一个鲜字，是PPT和WORD游戏；圣人荒唐话，小吏跑断腿，是大厂的上听下达；算法是执行的工具，也能计算赋税徭役的重量；大厂做项目常用的甘特图、执行流程表也被化用了。

另一方面，它试图用模棱两可的方式触碰政治。

“国忠”二字既是人名也是象征，承担了一切原罪；贵妃没有露脸也并未吃荔枝，这个细节似乎把根源直指圣人，但圣人隐身了。

主角李善德科举入仕脱离了底层，与其说电影讲的是底层的牛马，不如说是拍给公务员看的公务员故事，片方瞄准了公务员的钱袋子。

大鹏大概知道观众对《年会》的批评。

影片没有照搬《年会》，修改了跪青天的第三幕，让这位公务员从下跪质问到站起，是一个讨巧的落点。

在文化复兴语境里，“唐朝”既是古代的盛唐，也是一种未来的宏愿。

离开体制，戳破锦绣长安的假象，算有一点反思的姿态，观众会自发解读。

然而，这种反思不经琢磨，很有局限。

“花花轿子众人抬”导向的是人性/人情之恶，这替代了对结构的揭露，简化了对唐代三省六部行政流程的呈现；后期渲染主角的悲情与浪漫，令前面林邑奴、阿僮、驿民遭受的苦难被辜负。

藏在悲情叙事和煽情技巧之间的割裂感来自于：木棉花到了长安尚能如此鲜艳，荔枝保鲜又有何难？

————问题在哪儿？

影片最大的问题，叙事视角糟糕。

比如我看到一个说法，有个观众以为杜少陵会跟大鹏一起去送荔枝，结果没去。

这个说法很有趣，她之所以有这个预判，正是因为影片的视角对此进行了暗示。

林邑奴被一碗酒感动那里，视角更多是在表现李善德貌似诚恳的脸。

刘俊谦可以只靠肢体表情来传递信息，但对手戏演员大鹏必须靠嘚吧嘚表达。

第二大问题是视听。

如果创作太过于依赖台词，表达便会受台词和文字限制，毕竟文字比图像更直白。

聪明的创作者还会用文字玩弄文字游戏。

政治表达不一定靠台词讲出来、情节演出来，也可以通过美学，通过摄影机运动和空间秩序来呈现。

剧组既然搭建了一座佛寺，就应该再多再多再多利用它的空间才对。

电影是视听的艺术，视听是一名导演的立身之本。

视听不好，难免遗憾。

————总之，如果商业电影是一幢木构建筑，好电影撤掉一条木头倒不了，但不好的商业电影只要撤一条木头就会不成立。

好电影讲命运，不好的电影只能在逻辑上苛求情节顺畅。

另外，像大鹏这样的导演，不是一个人的导演，是一群人出力的团队型导演厂牌。

厂牌就是流水线，是大鹏还是董润年领衔都没区别。

一旦制作上没有作者性的电影风格可看，情绪型的编剧就成了纸糊的灯笼，风一吹就散了。

《长安的荔枝》电影好。

好在切实聚焦历史的当代性。

基本沿袭的是《年会不能停》的风格，拿戏谑对抗庄重，用轻巧消解宏大，以荒诞对抗法典。

比《妖猫传》好。

《妖猫传》是惋惜，对偌大的长安城被毁灭之后的惋惜。

翻开新旧《唐书》，翻开《通鉴》，天宝年、多浩瀚，字字珠玑，行行锦绣。

圣心宸断、庙堂博弈、边疆烽火、异域来朝……陈凯歌一辈子饯行小布尔乔亚的悲哀与欢歌，《妖猫传》的惋惜，甚至带着一种近乎宗教感的悲悯。

《长安的荔枝》是践踏。

阿房皇皇，我住得吗？

锦绣长安，我居得吗？

万国笙歌醉太平，与我有关吗？

比小说也好。

类型片要的就是商业、直接、狂欢、“爽”。

掘进历史的泥泞，扒开盛世华服下溃烂的疮疤。

小说没有写出来的高潮戏，大鹏拍出来了。

圣人不在意荔枝，娘娘也不在意。

杨国忠不在意，鱼朝恩也不在意。

这颗小小的玩意，不是大人物们在意的东西。

他们有更重要的东西考量，国格、荣辱、仕途、天威，以及“面子”。

史书逻辑，向来是自上而下的俯瞰。

荔枝也好，稻田也罢，都是黔首在乎的东西。

再苦一苦百姓，熬过这一阵就好了。

上大人怕的是史书上遗臭万年，老百姓怕的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

“罪己诏”也好，“登多景楼”也罢，本质上都是权力体系内部的自我修正与表演。

饿死的人，再也活不了了。

读史的人，往往陷入一种“悲壮”陷阱。

史册墨痕未干处，尽是帝王将相的“不得已”：崇祯煤山自缢，“君王死社稷”、悲壮；岳武穆风波亭血染，“忠良蒙冤”、悲壮；颜鲁公骂贼而死，“气节千秋”、悲壮……笔墨酣畅，慷慨激昂，读史者捶胸顿足，热泪盈眶。

“悲壮”，本质上是一种特权叙事。

它只属于青史留名者。

它赋予失败以美学，赋予死亡以崇高。

所有支撑这“悲壮”的、沉默的、被消耗的亿万生命，他们的恐惧、饥饿、血泪、无声的消亡，则被排除在这悲壮的戏剧之外。

“悲壮”陷阱，巧妙地将历史罪责与苦难转移、升华。

它将系统性、结构性压迫，转化为个人命运的跌宕；将万千蝼蚁的集体性死亡，消解为英雄史诗的必要注脚。

读史者沉浸在“出师未捷身先死”“人生自古谁无死”中，涕泪俱下。

《长安的荔枝》电影好，它拍出了悲悯。

真正的悲悯，应当向下，穿透这层障壁，照亮那些连悲壮都配不上的、沉默的牺牲。

看完《长安的荔枝》，我脑子里第一句话是：“这是一次“对不起原著，也对不起观众”的改编。

”，以下纯吐槽，请享受： 原本，这应该是一段充满张力的作品：唐代小吏，为将新鲜荔枝运至帝都长安，历尽艰险、穿越山海，最终耗尽的不只是个人体力，而是整个系统对底层人力的无声碾压。

可惜到了这部电影里，变成了另一回事——一场“喜剧导演执拗地套用自己擅长的叙事模板”，再加上现代语录、搞笑符咒、说唱配乐、段子节奏，强行讲了一个“感动自己”的故事。

关于各大角色，大鹏一出场，熟悉的节奏就回来了——眼神迷离，说话语气充满当代喜剧腔。

在他身上，你几乎感受不到“盛唐小官”的气息，他仍是那个在短视频平台上演“被命运扇耳光”的都市社畜形象。

更致命的是，这种“现代嘴脸+表演惯性”不只属于大鹏。

杨幂饰演的李善德之妻一出场便直接甩耳光，演成了都市爽剧里的“打工人老婆怒斥废柴丈夫”。

对了，很有《屌丝男士》的即视感。

正常来说，一个唐代基层官员的妻子，在家国阶级制度之下，哪怕再强势，也不会一出场就以“扇脸+训斥”式的现代情绪管理丈夫——更不该像杨幂这样带着那种精英女性表演腔调出现。

来到岭南，宋小宝的角色更像是一场“喜剧拼盘”，东北口音、巫术符咒、节奏装神弄鬼，仿佛随时能跳进《欢乐喜剧人》直播间。

肥雪呢，更是直接cosplay 起了肾虚公子身边的四大美女。

白客饰演的原著五十多岁的苏谅，为了塞入白客这个所谓的年会三人组，硬生生创造了西域神棍富二代，像误入棚拍综艺《吐槽大会·唐代版》的道具人员。

这些角色，以观众熟悉的“演法”重新上线，出戏出到天上去。

另外影片最令人不适的，是它在审美和场景构建上的彻底混乱。

岭南被拍成了一个泛西域化的街景，不是南方山区，不是稻田河道，而是“像极了横店棚拍的异域商市”。

人物造型杂糅、场景构图廉价、群众演员眼神空洞，整个环境像是为“套滤镜”而生的。

我很少吐槽BGM，但是大鹏成功做到了让我连BGM都受不了，当角色从岭南出发，背景BGM突然响起一段现代说唱。

导演可能想通过节奏和歌词制造出“艰难旅程的另类节奏”，但实际效果是观众尴尬得想按快进键。

相信我，它的问题不是风格混搭，而是混而不搭。

更离谱的，在大鹏在各大部门吃到闭门羹后，还画蛇添足的为“表现体制推诿”而设计的蹴鞠段落——各部门像小学生比赛一样踢着皮球象征“踢责任”。

大鹏或许以为这很讽刺，但它更像是“看不懂制度，就拍个动作象征”。

这是视觉化的偷懒，是把复杂问题交给“比喻动作”来替代思考。

当代段子、强行幽默、过度明喻、刻意情绪，这些都构成了影片的视觉逻辑基础——可惜这些逻辑，观众早就看腻了。

马伯庸的小说并不复杂，写的是“制度荒诞之下的个体挣扎”，而非“个体意志反制制度”的爽感。

它讲的是如何用千军万马之力运送一颗荔枝，只为讨好天子口腹，不是讲你站出来说几句话就能改变朝堂格局。

但电影最后却把故事引向了一场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然后被打、差点送命、皇帝送绿李保命的“高潮”。

这是一种非常熟悉的叙事结构， 但为什么李善德能骂杨国忠？

为什么没被当场腰斩？

为什么皇帝知道他此刻正要死，就及时送绿李来拯救？

在唐代那种阶层秩序、官场等级铁律森严的体制下，一个小吏公然斥责宰相+不当场伏诛我跟你信。

这些问题没人解释。

导演选择了最容易感动观众的一条路，却抛弃了原著对制度复杂性的表达欲。

最后他在岭南荔枝树下听到安史之乱，嚎啕大哭，还怼脸拍，把我看笑了 影片上映这几天，我看到大量影视自媒体、up主、博主、KOL同步发文力挺——有人说它“讽刺做到尺度上限”，有人说“技术有限但情感丰沛”，还有人夸它“有温度、有视角、有时代代入感”。

但影片内容并未提供这些评价的支撑点。

“讽刺”沦为搞笑动作，“技术”遮不住美术上的粗糙，“温度”变成演员眼眶发红的套路化反应。

观众当然乐意看到国产电影进步，但如果我们只能用“它努力了”来换取“它值得被夸”，那这场对电影的鼓励就变得廉价。

努力不等于完成，立意不等于成片质量。

我们依然可以鼓励大鹏继续拍电影，但不代表要对他这次的失败闭口不言。

真正的尊重，是敢于批评。

而不是，看着一颗未熟的荔枝腐烂，还要说它“甜得带着苦”。

送上票根，免得说我尬黑。

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

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一口都没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

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

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

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为什么不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

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

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

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

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

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

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

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

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

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

——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

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

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

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

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

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

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

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

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

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

”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

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

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

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李善德的人生曲线：从小镇做题家到虚无主义者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前几天去电影院看了电影《长安的荔枝》，一个几十岁的男人，在偌大的电影院里，差点哭成了梨花带雨。

看到耗尽心力、白发苍苍的李善德在空荡荡的长安宫城内独自奔袭，背后挡一刀的包袱缝中一路飘出的红色木棉花如他走过的血路一条，说不出是同情还是怜悯，抑或是其他更复杂的情绪，只是眼泪却不争气地夺眶而出。

如果说去年的《年会不能停》是用戏谑和嘲笑来表达对现代职场的莫大讽刺，那么今年的《长安的荔枝》则是用鲜血和生命来书写混沌环境的一纸控书。

大鹏导演在现实主题的电影中极大升华，诚然，这离不开马伯庸的精彩小说。

无论是《年会不能停》还是《长安的荔枝》，大鹏关注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

为什么小人物容易引起共鸣？

因为这便是芸芸众生中的你我的遭遇。

你我年少时都曾意气风发，憧憬着闯出一番天地，梦想着改变世界；你我努力工作、耗费半生，终在这城市间可有地立足；你我本都是堂堂正正、正直勇敢，却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活出了不同的模样。

有人活成了高高在上的杨国忠，有人变成了不阴不阳的鱼朝恩，有人是欺上瞒下的刘署令，有人是置身于外的杜少陵，但更有人是兢兢业业的李善德。

这个曾经的城门少年郎，为人正直、一生坦荡，他不作恶、不为祸、不欺人、不媚上，在工作上勤恳务实，工有所偿，学有所用，生活虽不富裕却也小康安居。

可即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因为被摊派设计的不可能的任务，改变了一生。

无意义的任务，因为媚上而无人敢于反驳；设计陷害，无能上级为求自保借机排除异己；尸位素餐，相关部门最擅长的就是动动嘴皮将皮球从手上踢出去；成果收割，论功行赏时无关之人个个奋力表现；暗渡陈仓，掌握权力方趁机大肆敛财。

只有李善德，他一心成事，在这个不公平的泥沼潭中苦苦挣扎。

他虽只是个平凡的小人物，也曾在朋友的提点下向权势低头，在杨国忠所谓“强者无需遵循任何流程”的授权下尝到了掌握强权的滋味。

但看到大片大片种植多年的荔枝树被砍伐，看到无辜的平民被迫逃亡流离失所，他终究无法违心去成为染黑清白的那个织网人。

这也许是所谓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区别，在这场考验人性的修罗场中，李善德终不愿同流合污，终选择跟从内心，更敢于执仗言辞揭露黑暗之不公、斥责魑魅与魍魉，这是他问心无愧的勇敢，是他正直内心的倔强。

可悲的是，这耗尽数月之久的任务，砍尽了岭南的所有荔枝树、榨干了沿途平民每一滴血汗、奉献了百里奔赴却丧命于权斗刀下的无辜送货郎、倾尽了举国上下官民全力终能保得能及时送达的仅存的一瓮荔枝，在一桌琳琅满目的果香菜品中，黯然失色。

这一场浩劫所获的，只是一道无人问津的盘中水果。

控诉多于讽刺！

而我们日常大费周章所做之事中，又有多少正如这一盘荔枝一般，无意也无义？

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那些尔虞我诈的算计、冠冕堂皇的虚妄堆出的庙宇高堂，终不如岭南山下种一株果树收一颗荔枝更踏实自在。

身在官场的李善德身不由己，被押上妻女性命的处境下只能背水一战。

所幸的是，你我都还有选择……